奥巴马的中国议题，中美双方在行前很久就已确定。尽管如此，可以发现中美的主要议题分歧需要在讨论中取得共识。在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上：美国希望呼吁中国等高储蓄国家增加消费，美国增加储蓄；而11月15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国际金融论坛上表示了对当前美国“双宽松”政策风险的担忧，希望美国适时做出对双宽松政策的调整。

    美国“双宽松”政策的负面效应正在不断涌现：其一，美国巨额的财政赤字正在派生着经常项目赤字的扩大，根据《政府采购协议》美国的政府采购不能排斥该协议缔约国的产品；显然，美国的财政赤字具备了转化为经常项目赤字的渠道。上周五公布的美国贸易数据显示，9月份美国贸易逆差达到365亿美元，其中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近一年的最高水平。

    其二，当前美国接近于零的利率水平和美元的持续贬值，正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形成一股日益庞大的美元套利交易潮流。通过借入美元，投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行为，正形成一股制造泡沫的洪流，客观上给中国等的经济复苏带来强有力的干扰。

    显然，刘明康担忧的问题确实构成对中国的一种现实危险。不过，美国的双宽松政策的退与不退，对中国都是一种难以割舍的痛。要求美国减少财政支出以改善财政赤字，这确实有利于缓解中国的美元资产贬值压力。不过，在美国私人部门消费去杠杆化、且不断累积储蓄的情况下（美国上半年的私人储蓄率为6.9%左右），要求降低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或财政赤字），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增加出口消除由于国内消费萎缩所对应的产出缺口。这无疑增加了中国出口的压力。

    历史似乎把我们带入了上世纪80年代的美日关系境况。当时美日围绕汇率和经济失衡问题所经历的诸如美日货币谈判（广场协议）与美日构造协议等一系列谈判，这一系列协议在戳穿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的同时，给美国带来了上世纪90年代的繁荣。正如日本研究这段历史的专家所言，刨除具体谈判上的策略问题，从根本上讲日本相对于美国的劣势是日本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存度。这种过度依赖，使得日本在谈判中必然陷入相对被动与不利的局面。

    对中国来讲，我们在期待美国发出建设性信号的同时，更需要的是尽快突破利益博弈的狭隘空间，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效平衡和优化企业、政府与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加强社保福利体系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同时加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避免伪市场化的潮流的干扰。惟有如此，才能未雨绸缪地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置换新的更平衡稳固的动力引擎，避免高储蓄———投资———出口的无归途的失衡发展模式。（上海 学者 刘晓忠）
 
 
          （来源：新京报 ）